19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和再生(概要)

本课题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政治势力结构中的中国共产党(以下称中共)于1930年代中叶的政治轨迹的考察,阐明其是如何脱离危机并重新崛起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重新把这一研究定位在与中共党史、革命史有所区别的政治史中。

一般而言,中共党史属于革命史的范畴,革命史又属于政治史的范畴。在中国,中共党史的研究,是以1945年和1981年两个“历史决议”为基本框架来论述其政治发展进程的,革命史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也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想的人民斗争历史。换言之,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是在1930年代初由毛泽东提出来的,由于他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获得了对中共党事实上的领导权,此后,中共才有了摆脱危机、重新崛起以及中国革命胜利的政治策略保障。至今,这种“定论”(即中国革命的“井冈山起点说”),成为不管是中共党史、革命史还是“中国现代史”不言而喻的前提。在日本,早在1960年代末,中西功即提出不同于中国方面的新观点,即把1930年代中叶中共的政治轨迹,总结为苏维埃革命的破产(危机),强调其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为契机实现政治转变(再生)的可能性。在新刊布的资料基础上,本课题的研究对整个国民政府时期最为关键的1935-1938年间,中共如何克服“生存危机”重新崛起的诸种因素进行了考据性分析,继续扩展和丰富中西功的这一观点,同时对“定论”的确立及其政治含义重新评估。

1991年,西村成雄对中华民国史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另一个观点:(1)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治的基本线索,是由国民政府(国民党)对社会领域自上而下的整合过程(即国家对社会的总括)与最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从社会向国家自下而上的总括过程相互交叉的展开;(2)“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处于这两个总括过程的交叉点上;(3)对具有合法性中央政府委任权限的“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和由当地社会自产的“地域权力”(Regional Power),进行具体的不同性质的区别。同年,加藤哲郎也对共产国际在“社会法西斯”时期(1929-33)的结构和特点、共产国际“七大”(1935)精神对此政策“转变”所起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进行了阐述。

本课题的研究,以上述几个有关中国近代政治史和共产国际史的新观点为线索,力求重建1930年中期这一关键时期中国政治演变的历史本像。本课题的主要内容,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革命战略的“转变”》、第二部《转换时期的中国政治和白区工作》和第三部《领袖政治形象:协调和纠葛》。

《第一部 革命战略的“转变”》共分3章。1934年后半期至1937年初,中共失去了南方革命根据地后,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并与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开始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章探讨了在此期间中共建设根据地建设构想的演变过程,分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前后,中共权力的结构—党、军和“国家”(政府)的三角关系—由中共、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制,演变为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制后的过程。第2章则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中所产生新的中共权力结构的特征。第3章研究了对中共摆脱危机、重新崛起起关键作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展开过程,阐明此时中共是如何形成“抗日民族革命”这一认识的。

〔第1章〕 1934年10月,由于瑞金失陷,中共面临除自己拥有的军事力量以外一无所有的“生存危机”(即“军事保障条件”)。1935年, 共产国际“七大”新方针传到陕北后,中共根据新方针开展系统的统战工作,从而形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三位一体”关系。依靠这种军事盟友关系,中共 才能暂时保障自己的存在(即“政治保障条件”)。中共以陕北为革命策源地的政策,是在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陕北及抗日民众运动高潮背景下爆发了西安事变,以 及军事上“三位一体”关系公开化的情况下确定下来的。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契机,中国政治重心逐渐转向抗日方面并出现了重新整合的端倪,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形成,至此,中共才获得了“制度保障条件”。由于中共在军事、制度上的相对自立性,它也成功拥有了能够实践其政治主张所必需的“社会空间”。

〔第2章〕 根据王健英编辑的中共组织沿革史著作,本章在具体分析这一时期中共组织的演变过程后认为:第一,遵义会议后,参与党的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书记处”)的毛泽东,在相继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的过程中,取得了对中共党的军事领导权。到中共六屆六中全会(1938年9-11月), 毛泽东的领导权,开始从军事领域扩大到政治和组织领域。第二,除在苏区的领导人外,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书记处成员,还有在莫斯科的王明和领导川陕苏区 的张国焘两个人。而六中全会选出的所有成员,全部住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五中全会的选举情况,反映了中共和共产国际间的密切关系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地域 分散性。六中全会的选举则说明,通过中共党最高层内成员的就近交流,能够及时地决定中央的政治决策。通过此点差异,可以看出在两个全会期间,共产国际的权 威及其指示对中共最高层人事问题的决定性作用。第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意味着中共力量的性质从“地域权力”向“地方政府”的转变。而边区议会的 召开,则更加重了它“地域政府”的性质。第四,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叶,中共地方组织原则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省一级组织上,即:以中华民国省制为原则的省委、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省制为原则的省委和在抗日根据地内组织起来的区委的此消彼长。第五,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一元化组织体系,成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党的组织结构。

〔第3章〕 在 中国展开的苏维埃运动,是与代表帝国主义、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针锋相对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中共创立了“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共产国际“六大”后的“左”倾路线以及把中国苏维埃政权误认为“现代国家”的看法,使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战胜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决 战”,视为实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抗日”)的唯一前提,显然这与当时中国政治的现实差距很大。1934年10月, 中央苏区的崩溃使中共丧失了统治的社会空间,苏维埃革命路线遭受到根本性的挫折。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共,在对包括租界地在内的中华民族社会的“重新认 识”中,拓展出新的思路,实现了向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体系的根本性转变,并成功建立了中共政治结构中“党、军、政府”新的三角关系。这一政治转变, 使中共中央展开了新的政治视野,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进入到掌握“抗日民族革命”新认识的境界。由此,中共六屆六中全会确定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军 事、政治构想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目标。

《第二部 转换时期的中国政治和白区工作》共分四章,主要考察了1930年代中叶中共白区地下组织及其行动。这一分析,以“一二九”学生运动舞台的平津地区(第4章),展开救国会运动的上海(第5章),爆发西安事变的西安(第6章)以及1938年成为“临时首都”的武汉(第7章)等城市为个案,分别探讨了在向“抗日时期”转折关头各地中共组织的恢复状况,以阐明历史真相。

1930年代中叶中共在白区的斗争,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华北事变后,日本势力的扩张对中国政治形成了空前的压力。共产国际“七大”新方针的传达,对中共地下党在平津地区、上海、武汉等地的恢复起到了指导性作用。第二,(1)上海日商纱厂的大罢工,沉重打击了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2)抗日救亡运动背景下西安形成的军事“三位一体”关系,促使国民政府废除既往的军事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3) 抗战初期武汉掀起的抗日救亡高潮,以及在此形势下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成为中华民国抗战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些活动中,中共发挥了不可缺少的核心作 用。第三,在这些影响着战时中国政治走向的运动中,由于城市各阶层的广泛参与而影响深远。第四,抗日时期中共面向所有社会阶层所开展的政治运动,只出现于 本课题所考察的“转折期间”。

由此可见,毛泽东有关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化以及抗战战略系统化的主张,就是来自于中共白区斗争的成果和经验以及对中国政治现实变化进行的归纳和总结。

《第三部 领袖政治形象》,从中共实态以及面临着政治课题格局的关系上,分别考察了王明(第8章)、张国焘(第9章)和毛泽东(第10章)这三位中共领袖所发挥的作用。

〔第8章〕 1930年 代中叶,中共在苏维埃革命失败的绝境中,把握住了重新崛起的契机。如《八一宣言》等文件所显示得那样,在意识到包括殖民地在内中华民族意识高涨的前提下, 中共相关政策出现了系统性的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在趋向抗日态势的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如王明所言,中共应将有关统战政策从以“社会”为根 本,调整为以“国家”为根本出发点。在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王明上述言论和活动,明显是受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影响,其方向和具体论述 (包括内在的界限)均受到共产国际总方针的约束。然而本人认为,王明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在本质上局限于“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阶段上,不能及 时提出对当时中共发展的有效措施。1945年 召开的中共“七大”,通过了将王明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历史决议》。在这一《历史决议》中,首先将“苏维埃革命”概念替代为“土地革命战 争”;其次谨慎回避了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共产国际的责任;第三,以“还没有结束此阶段”为由,对抗战时期王明的问题没有论及。显然,中 共“七大”的《历史决议》,没有指出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共的“再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包括王明所作的积极作用在内),而是确定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绝对对立的态势。

〔第9章〕  通过对张国焘政治形象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从退出川陕苏区之后至西路军失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把西康、青海的藏族社会纳入中共革命运动 的设想,是第四方面军领导层的共识。第二,张浩借共产国际权威所进行的调停工作,对于由张国焘建立“第二中央”而导致中共最高领导层分裂的弥合,起过了决 定性作用。第三,在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期间,中共中央并没有把张国焘的问题作为路线问题进行清算的政治意图。第四,在西安事变后出现新形势及追纠西路军 失败的责任问题的新情况下,中央通过了谴责“张国焘的逃跑路线”的决议。第五,对第四方面军进行的“反张国焘斗争”,是为将第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 九师而在意识形态上所做的准备。由于张国焘问题的清算,中共把全面展开统战工作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统统视为中共中央一贯“正确性”的证明。

〔第10章〕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将毛泽东在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军事观点,作为中国革命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予以采纳。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一文,尚没有把游击战提到与运动战、阵地战相并列的作战方式,这是此文过渡性质的表现。1937年5月,毛泽东用“矛盾”论的认识方法,根据面临抗日态势下中国政治新方向,提出了条理清楚的、新的政治主张。1938年5-6月, 他在《论持久战》中不仅提出了通盘考察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军事设想,而且以将国共两军整合为中国军队的观点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中的重要性以及游击战 在抗战进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维角度,分析了“抗日民族革命”的远景,并且在中国特色的军事、政治构想基础上,倡 导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然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共获得的 “抗日民族革命”的认识以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确认的军事、政治构想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中共完成了对“抗日民族革命”的理论构造。本人认为,共产国际 “七大”决议提出的参加共产国际条件,即:“承认用革命的方法来打倒资产阶级统治,并以苏维埃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共本身存 在理由的尺度和根据,所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尚未摆脱共产国际的理论框架,换言之,共产国际是中共“抗日民族革命”认识纲领化的障碍。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目标,在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才在形式上得以实现,但在实质上,实现这一目标还要有一个历史过程。在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这一提法才渐渐地获得了公认的理论地位。“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质内容,是在继承中共“六大”(1928)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把其“缺点和错误”(包括苏维埃革命方式在内)替换为“有关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中共的中国革命战略思想的系统化由此形成。

参考文献

戻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