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如愿以偿地再次出任美国总统，他的第二任期内的中美关系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布什是第三个获得连任的美国总统，在他以前连任总统的一个是里根，一个是克林顿，他们分属共和党和民主党，政治理念有着明显差异，但任职期间对华关系走过的历程却极为相似。
里根在竞选期间，曾不遗余力地攻击卡特的对华政策，甚至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当选，将支持重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发生，其中突出的有所谓"三T"（即Taiwan、Technology和Textiles）和"2H"（即HuNa出逃美国、Huguang Railway Bonds）问题。随着对中国事务了解的加深，里根的对华态度和政策在第二任期内出现明显变化，他提出要与中国建立"长期、持久和建设性关系"，并且使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获得明显进展。到他卸任前夕，他自称颇为任职8年间美中关系的成绩而感到自豪。至今许多人仍认为，里根第二任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
克林顿在竞选期间也曾一再批评布什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并声称"将不再姑息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中美之间围绕人权、最惠国待遇、北京申奥、银河号事件、导弹技术转让、劳改产品出口、售台武器和知识产权等问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冲突和危机。到第二次当选后，他开始奉行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并表示了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在他卸任前，他也宣称在他任内中美两国在发展成熟、坦诚和有效的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与里根和克林顿相比，布什第一任期内的对华关系也很相似。竞选期间他曾明确反对克林顿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主张，认定"中国是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当选后，中美关系一度因撞机事件陷入严重僵局，布什甚至承诺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9.11"以后布什很快重新界定中美关系，表示要与中国建立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的关系。到他第一任期快结束时，鲍威尔用"目前正处于30多年来最好的时期"对中美关系作了评估。
再次就任总统后，人们注意到在前不久他所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对外政策部分罕见地没有提到中国和中美关系。有人因此认为，这表明中美关系目前相当平稳，因此，布什已不需要将中国提出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布什第二任期内中美关系的走向尚有待观察，但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看，对布什第二任期内的中美关系表示谨慎的乐观，并不是毫无根据。从里根到克林顿再到布什，中美关系一次又一次从低点向高点攀升，是与两国关系中始终存在着的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的。即从结构上看，两国之间既存在着广泛而又重大的利益交叉点，又存在着明显而又深刻的差异和分歧，正是这种利益和分歧并存的结构，导致中美关系长期呈现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局面。而在构成中美关系的利益和分歧的诸多因素中，又存在着主要和次要、局部和全局、理想和现实的内在矛盾性，这种内在矛盾性又导致了中美关系能够不断地在曲折中前进。
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首先存在于主要和次要的矛盾之中。具体体现在在经济交往层面，中美之间因发展程度的差距呈现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的非对称架构。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海外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来源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也已经成为美国扩大出口、寻求投资和转移产业的最重要场所之一。据有关统计，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两国贸易额仅为24.5亿美元；到2003年已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263.3亿美元；2004年又迅速增长到1696.3亿美元。有人预计，中美两国的贸易额将很快突破2千亿美元。在两国对外贸易结构中，美国目前是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自1996年起一直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也是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在投资领域，自1998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对华直接投资最大的国家。在技术领域美国也是中国最主要的技术引进国之一。
一般认为，在经济上中美之间是互有需求，即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但从结构上看，这是一种不对等的需求关系，即中国对美国的需求更多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在贸易上中国輸入美国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輸入中国的则为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在资金和技术上也都呈由美国向中国单向流动的趋向。这种不对等是由两国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造成的。
最近刚刚由中国科学院有关课题组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显示，2002年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水平只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韩国，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超过了100年。同一份报告还指出，按乐观的估计，到2050年中国的综合经济才能达到美国2002年的水平，然后再用50年，即到2100年中国的经济才能进入世界前10名。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有目共睹，尽管有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所顾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仍会继续存在。
正是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导致中美之间在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因此，尽管中美之间因贸易逆差、人民币升值、WTO承诺问题而产生的经济摩擦和纠葛时有发生，但从整体上看，中美两国在经济交流中都是受益者，加强和发展双方的经济往来因此也成为两国共同的内在需求，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因此达到了相当程度。可以预期，只要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继续存在，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的基本架构就不会改变。在这个架构下，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强大动力。
中美关系的另一个结构性问题存在于局部和全局的矛盾之中。就两国的国际地位而言，中美之间也呈现出非对称性的架构。
中国更多的还是个地区性大国。在地缘格局层面，中国长期以来曾以黄土地的文明即内陆文明著称于世，在对外关系上呈向心型结构。80年代以后持续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地缘环境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将一个背对太平洋的封闭型国家转变为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开放型国家，进而发展成为在亚太地区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一般地讲，中国奉行的是全方位外交，但在中国的外交全局中，亚太地区无疑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也有人将中国的外交布局概括为四句话，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但在周边中，环太平洋这一边无疑是首要的首要；而在大国中美国又是关键的关键。
美国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作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影响、军事能量、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冷战结束后美国也一直将保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和主导地位作为其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
中美两国在国际地位上的非对称性结构，直接导致了两国在双边关系定位上的非对称性。中国视对美关系为外交全局中的重中之重。不光是中国，俄国、日本、欧盟无不视对美关系为各自首要的双边关系。而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全局中，中国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诸多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远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放在第一位考虑的，对华关系因此不能不受到其它关系的制约，也不能不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在全球战略层面，美国关注的重心之一是预防和制止潜在的竞争对手出现，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挑战。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美国朝野越来越将中国视为这种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唯一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利益和全球地位的对手，主张对中国采取戒备、防范、遏制的措施。前不久，美国负责国防政策事务的副防长费思甚至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视为与核扩散、恐怖主义以及动乱国家的冲击并列的美国安全政策所要考虑的四个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也正是中美关系中的许多摩擦和冲突的症结所在。
然而，即便真的如此，这也只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在美国目前的全球战略层面上，更为现实也更为紧迫的是来自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威胁。布什连任后发布的《国情咨文》，明确地将反恐和防核扩散列为其安全和外交战略的首要任务，而其战略重心是北起里海，南到红海南端，东起克什米尔，西到摩洛哥的不稳定的弧形地带。从趋势上看，这两大战略目标已不可能是一两届总统任内所能解决的，已经成为美国长期的繁重的战略任务。
这一战略态势的存在，一方面缓冲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一方面又增加了与中国合作的内在推力。因为中国虽然还只是地区性大国，但是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核大国之一，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不光是反恐和防核扩散，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也将越来越有赖于国际间尤其是大国间的合作，中国自然包括其中。这就使得中美之间在全球战略层面合作的需求不断加强。
以局部和全局的架构来解析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我们往往发现，在中国看来是全局性的核心利益的问题，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中，有可能只是一枚可重可轻可急可缓的棋子。被普遍视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棘手也是最具爆发性的台湾问题便是如此。中国视台湾问题为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而在美国的战略全局中，台湾问题是服从并服务于中美关系大局的，中美关系又是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个大局的。台湾问题在需要时可能被用作制约中国的一张牌，但就目前而言，维持台海现状无疑最符合美国的对华整体考量和全球战略利益，因此决定了美国的任何台海政策都必须以台海稳定为前提，一旦把握不好制约中国和维持现状两者之间的度，就很有可能危及美国的战略全局。有人因此认为布什在台湾问题上更有可能奉行"双向遏制"的方针，即既要防止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展，又要防止台独势力擦枪走火，以不独不武达到维持现状的目标。而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着战略分野，同时也存在着微妙的战略吻合，因为就目前而言台湾问题的最大变数是台独势力的消长。
中美关系的又一个结构性问题存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如同众所周知，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就筑起了一道鸿沟。冷战结束后，全球层面的意识形态对歭随着苏东剧变而消失，而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不但没有弥合，反而因六四事件而有所凸现。
道鸿沟已长期构成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美国始终不放弃将推进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作为其国际战略和对华外交的目标和支柱之一；中国则仍然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但如此，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也成了美国国内政治运作的砝码，从里根到克林顿再到布什，竞选期间表现出来的激烈言论无不与此相关。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布什第二任期内新保守主义的色彩会更加浓厚。新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便是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前不久，布什发表了他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在短短的17分钟里，他不但一口气讲了27个freedom和15个liberty,而且突出地将它与美国的安全利益联系了起来。他强调，"保卫美国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促进海外的民主"，因此，美国的责任就是"向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宣扬民主，以便达到结束全世界的暴政的最终目标"。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中坚威廉·克里斯托尔称赞布什的就职演说"是一篇历史性的演说，描绘了一个比反恐更为宏大的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在出任国务卿的听证会上，赖斯进一步列出了6个"专制政权的阵地"（即古巴、缅甸、朝鲜、伊朗、白俄罗斯和津巴布韦），白宫其他官员则将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列为有必要施压以促使他们推行民主改革的国家。可以预见到，布什第二任期内因意识形态而引发的中美摩擦还会不断发生。
但从结构上看，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是一种深层次的矛盾，也可能是长期起作用的矛盾。相对于现实利益而言，意识形态更具有柔性和隐性的特点，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会受到其它显性因素的制约。当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时，理想往往会让步于现实，这在里根和克林顿任内中美关系由低点向高点攀升的经历中已得到验证。由强烈的反共意识而产生的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偏见，曾是里根执政初期中美关系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随着对中国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逐渐了解，里根开始奉行"新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克林顿起初极力坚持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国会将两者脱钩。布什第一任期内对华定位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并不表明对华理念的变化，而只是在现实面前退缩。
因此，同样可以预期，只要中美之间在经济上互补大于竞争，在战略上合作大于对抗的基本架构没有改变，两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异也仍将受到现实利益的制约。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务实态度，以及在对美关系中所持的合作而不对抗的方针，也可能稀释和缓冲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冲突。由此而导致的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观望和期待，也有可能促使布什政府更多地采取软硬兼施、谨慎施压的方式，更多地从正面鼓励和推动中国朝向他们所期望的改革、人权、法治和国际合作的方向发展。
上述对中美关系的结构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中美两国虽然在一系列理念、局部和次要问题上存在诸多差异和分歧，进而导致两国关系缺乏长远而又牢固的战略基础，并且因此引发持续的摩擦和冲突；然而在更为现实的利益层面、全局层面和主要方面存在着的广泛而又重大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又决定了两国关系所具有的"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两伤"的特质，进而使中美关系可以不断地在曲折中发展。只要影响中美关系的基本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构上的矛盾性不发生明显的变化，布什第二任期内的中美关系就有可能在合作和冲突并存的态势下相对平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