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东亚国际关系

中国南京大学 朱瀛泉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就这个题目进行交流。近些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一个热门话题,也引发了许多争论。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以每年GDP(国内生产总量值)平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按中国修正后的标准计算,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联合国贸发会议去年把中国和美国并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当然,无论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来看,中国远远不能与美国相比,也不能与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但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持续提升和作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之一,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前几年还不断听到一种说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论调,现在这类危言耸听的声音少了,因为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已经是一个举世都能看到的事实,而且是一个难以阻挡、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正如一位西方政要所说,每个人都试图理解并接受(即所谓come to terms with)中国崛起的政治和经济涵义。中国崛起问题或者说中国因素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和前途,所以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而围绕着中国崛起存在各种分析和评估也很正常,人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力图去理解或解读中国崛起这个21世纪世界里的新事物。中国崛起走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崛起的中国又会怎样对待世界,或者说中国崛起对其所在地区和世界意味着什么?

按照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世界历史上每当新的大国崛起时通常会伴有激烈的冲突如战争等形式,以对抗和推翻现有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控制,获得和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权力争夺乃至发生战争几乎是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动时一条“铁的规则”。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冷战的结束,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时显示出了乏力和局限性,于是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前者强调了国际关系中的合作与制度因素,后者强调了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互动中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三种理论所强调的因素(权力、合作、观念)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都是存在的,需综合起来考虑。我们承认权力因素的作用,但我们也承认合作因素和观念因素的作用,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而是亦此亦彼的互补逻辑,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这个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只是固守现实主义理论传统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就难免失之偏颇,从理论上来说也落伍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不少就是以这种不合事宜的片面逻辑为出发点的。其实,中国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非常明确,这就是中国崛起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实现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致力于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崛起并非是孤立的现象。从比较宏观的长时段来纵向看世界历史,近四、五百年间全球力量结构可以说出现了三次巨大变化,第一次是欧洲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第三次是亚洲的崛起,其中首先是日本、接着“东亚四小龙”和一些东盟国家,现在是印度和中国,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之中。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的崛起显然是东亚和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横向看今天的世界,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和中国一样以自己的发展方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谋求和平和发展的潮流。因此中国崛起乃是今天这种世界潮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或者说一种发展模式。

下面我想围绕着如何看中国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问题谈几点想法。

1、 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基于自身历史经验和国情的自觉选择,它不是外部哪个国家

所强加的。2005年9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佐利克先生关于中美关系有个重要演讲,意思是美国对华政策现已到调整的时候了,要从过去一直以来推动鼓励北京融入国际社会转变到“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佐利克先生在这篇讲话中认同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事实并对中美关系采取了务实态度是值得赞赏的,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首先取决于对自己的定位: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多灾多难,饱受列强欺凌和战争之苦,一代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建立一个独立自强、繁荣幸福的国家;上个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实现发展和现代化的道路,经过30年的艰苦探索,认识到封闭就要落后、开放才能谋求发展,而改革才能使自己选择的制度保持生命力,因而在70、80年代之交终于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改革开放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历史命运,也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关键。历经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实践,中国的和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努力。中国要解决好占世界1/5以上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后起大国崛起时所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好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世界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中国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据有关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不到美国的1/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3、6%,日本的4%,在世界上排名100位之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面临着许多复杂严峻的问题和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但历史经验表明:实现中国的发展,根本上要靠中国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同时要力争保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国内今天有句妇孺皆知的话,叫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因此,了解了中国对自己历史和现实的定位的看法,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可以说,这里面体现着推动中国前进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动力。

2、 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一致,并且是当今国际体系的积极参加者、建设者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始终褒贬不一,就中国而言,基本上持肯定的立场,把经济全球化看成是当今世界客观的发展进程,看成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重要机遇和历史性条件,重要的是如何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地把握好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及其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提供的各种有利因素,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推动本身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发展所必需的国际资源,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来获得,而完全不必通过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各种数据表明,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跨国投资目标国和研发中心,也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进出口国,世界公认的大市场之一。

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时代的主旋律是和平、发展、合作。中国对世界大势和现存国际体系的判断是与时俱进的,改变了过去那种国际体系局外者和挑战者的角色。随着国家间联系、交往日趋紧密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共同利益和相应责任也在增加。一个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但无法回避它所存在于其中的国际体系,而且程度不同地既受益于同时又受制于这个国际体系。20多年来中国和平发展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从逐步参与到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中国缔结的国际多边条约已达267个(1977年才29个),几乎包括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际公约,覆盖了国际社会多边合作机制的所有领域。中国加入政府间组织以1998年为例已有52个,高出平均水平一倍,总共36个全球性政府组织中国参加了30个,和美国(31个)基本持平。正是通过加入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中国的和平发展从现存国际体系中获得了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活动空间,争取到了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身国家权益的权利和机会,同时承担起责任,履行义务,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从而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认为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都是公正合理的,霸权主义仍然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的障碍,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来享有对现有国际体制的主导使其成为主要受益者,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也往往因处于弱势地位而被边缘化,并致使南北差距拉大,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受到各种冲击和隐患的困扰,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抱有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要求,在我看来,就对全球化而言,一些第三世界实际上反对的也不是它本身,而是当今全球化进程中所存在的不公正不合理的负面的东西。但是,中国并不试图用破坏性的、革命性的方式去打破现存秩序,这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主张在维护国际体制合理内核和国际社会稳定的同时,积极参与其中发挥影响,通过协商与国际合作的方式,用渐进的方式来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缺失,使之朝着建设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前进。应当看到,国际体系变动的和平转型,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是可能实现的,这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意义所在。

3、 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根植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和谐”理念在现代条件下的弘扬,走的是一条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和谐与合作中,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型道路。中国的先哲不论是儒、道、佛,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推崇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今镌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被看作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条“黄金法则”。从《诗经•大雅》吟诵“小康”一词来寄托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礼记•礼远》阐述“大同”的社会理想来抒发既善其身亦济天下的博大情怀,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等,无不为我们描绘了丰衣足食、文明和谐、天下大同的美好蓝图。这些理想直到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进展才开始变为现实。中国提出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华五千年文明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内涵精华的提升。

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在建设过程中面对能源、生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等难题的挑战,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借鉴国际有益经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和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道路,建设一个惠及10多亿人口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就是说,中国以文明和平的方式应对遇到的问题,超越传统发展模式,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决不以邻为壑,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中国绝不走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通过战争去掠夺别国的资源,通过对外大批移民建立殖民地去扩张、通过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去颠覆他国从中渔利,也不能靠大量消耗人类不可再生资源去搞掠夺式的经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一部分,两者相辅相成是统一的,这本身就是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工程,用中国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建设和谐世界,就是从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出发,和世界人民一道来建设一个民主、和睦、公正、包容的世界,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把地球这个人类共有的家园建设好。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主张根据《联合国宣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以多边主义为基础,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各国主权平等,各国内部的事情由其人民自己决定,世界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坚持反对霸权主义而且自己永远不称霸;为什么主张和睦互信、通过互利合作来实现共同安全,支持开展安全对话和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国际安全,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与挑战,坚持以平等谈判和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侵略别国主权和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为什么主张公正互利多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努力促使全球经济平衡有序地发展,建立更开放、公平、透明和非歧视的贸易体制,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通过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保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平等参与,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为什么主张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因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走向昌盛的宝贵源泉,各国人民根据自己国情选择发展道路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必须尊重和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于作为自身和平发展地缘依托的周边国家,采取“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由此可见,在和谐理念下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又有利于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文明之路。大家知道,最近在北京刚举行的中国非洲合作论坛高峰会议,40多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中国领导人共建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宣布推动中非合作的八大举措,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是根据非洲最迫切的需要,围绕经贸合作着眼于帮助非洲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的友谊和合作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推进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和平发展中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具体的例证。

前面已经说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东亚和亚洲崛起的一部分,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在加深,是促进地区合作、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因素。目前东亚已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据经济学家预计,在21世纪的头30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大约3%,东亚地区将达5%以上。下面就东亚崛起中东亚区域合作的问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谈些看法。

东亚以经济为动力的区域合作具有多层次、多渠道交叉的特点,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东盟为核心、逐次向外延伸的局面。有学者认为现在的世界是由开放的地区构成的,这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形势下,区域(地区)一体化成为一种趋势,构筑区域合作平台也成了有关各国谋求自身发展和繁荣的重要途径。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相比,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起步较晚,还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当然与东亚地区情况的具体情况有关。但加强东亚地区合作是大势所趋已基本形成共识,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都意识到要依靠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应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并能够公平地得益于全球化。如果说欧洲合作是以欧盟为主导的同心圆模式,北美自由贸易区以轴心辐射的模式进行整合的话,那么东亚区域合作比较现实的进程是立体复合式的,东盟(ASEAN)和中日韩(10+3)合作是主渠道,同时与并存的东盟共同体,东盟和中、日、韩(10+1)合作和东北亚中日韩合作等其他机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东盟和中日韩(10+3)集中了该区域的主要力量,已开辟18个合作领域,建立50多个对话机制,各类合作项目100多个。2003年和2004年先后已确定将建设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和东亚共同体作(EAC)为长远目标,10+3万象会议还决定召开东亚峰会,东盟则将其定位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增强合作”的一种形式,旨在加强“东盟+3”的合作,并期待深化与印度、澳洲和俄罗斯的对话伙伴关系。2005年12月“10+3”《吉隆坡宣言》重申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同时举行了东亚峰会(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受邀参加),会议发表的宣言把东亚峰会定位为“一个开放、包容、透明、外向的论坛”,今后的峰会由东盟主席国主办,因而东盟实际上是这个论坛的驱动者(driving force),东亚峰会则是以“10+3”为主体的跨区域合作的平台。尽管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具体范畴和内涵还并不清晰,但在当前不失为是一种有用的模糊(useful ambiguity)。

由此观之,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我认为东亚区域合作根据实际情况出发必须把握好以下主要几点:一是改变“一国主导型”的思维模式,尊重本地区的多样性,中小国家是东亚地区合作对话平台的发起者,维护东盟在这个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理所当然,这些年来东亚合作进程的实践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二是中日韩三国占东亚经济规模2/3以上, 加强东北亚合作的进展至关重要,目前进展的势头总体不错,但是存在薄弱环节。不久前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准备与中国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 这无疑是有个利好的消息。

三是中、日作为东亚两个主要大国在此进程中要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某种意义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要使这种竞争成为从整体上有利于东亚合作进程的良性和健康的状态。比如中国2001年决定与东盟10年内实现FTA,日本也在2003年同意与东盟实现FTA,中国2002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日本接着2003年12月也宣布加入,对此,中国持欢迎态度。中日在推进东亚合作进程中都不应排斥对方,因为未来的东亚既不是中国的东亚,也不是日本的东亚,而是共有的家园。如果中、日在东盟的问题上发生争斗,则将一事无成。东亚合作机制的地区框架也可以利用化解两国的矛盾建立信任关系,通过联手推动东亚合作走向双赢。顺便说一下,最近中日恢复高层接触对中日关系来说是个好兆头。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曾长期使中日关系陷入政治僵局。新首相安倍上任后到北京访问与中国领导人就发展中日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两国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这需要倍加珍惜。

四是处理好美国因素。美国不是东亚国家,但必须承认它在东亚有着现实利益和影响力,美国通过同盟和经济联系与东亚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它对东亚合作进程的态度非常重要。美国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政策尚在调整过程中,在我看来,东亚合作进程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东亚,这是符合美国在东亚的利益的,我们也应欢迎它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争取它的理解和支持。东亚合作进程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都是有益的地区多边机制,可以与“10+3”、东亚峰会的机制相互补充,美国可以帮助解决东亚合作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包括与东亚国家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

五是注意在合作进程中培育东亚共同体的认同,实际上也是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的问题。现在采取得不搞争论的办法是务实的,但这个问题迟早要出现,如何结合东亚传统与现代国际政治的经验,形成以和谐发展为导向的价值观基础和认同,是关系到东亚共同体前途的重要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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