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朱东芹
“新移民”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华人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国际迁移的中国大陆人口。之后，国外及国内媒体开始使用这一概念。90年代以后，“新移民问题”引起了国内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也引起了欧美有关国家的密切关注。有关涉侨部门根据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较早意识到了新移民问题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把对新移民问题的调研及做好新移民工作调整为其工作的重点。外交部、国务院侨办等部门从1995年起都明确了做好新移民工作的重要性，并开展了新移民情况的调查和研究；(1)全国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于1995年11月至1996年5月组织了新移民专题调查，并于1997年5月召开了“新移民专题研讨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关部门对新移民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新移民问题的重视，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移民问题也成为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几年来，发表的论文超过百篇，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论题展开：1、“新移民”概念的界定；2、新移民产生的背景；3、新移民的人数；4、新移民的类型、来源和流向；5、新移民的职业；6、新移民的特点。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前提，与其他术语和名词一样，“新移民”这个概念提出以后，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出现了分歧，包括学术界以及涉侨的有关部门，对“新移民”这一提法如何理解也产生了争议。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张秀明研究员在《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中，对学术界内外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做了总结。(2)认为争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时间界限。有人主张应界定为“二战以后”或“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人主张采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 或“20世纪后期”作为时限的界定。主张以“二战以后”或“新中国成立以后”划线是因为二战以后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国大陆对外移民的现象仍然存在，且表现出不同与以往的特点；主张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划线，是因为在1971年6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坚持下，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恢复了对归侨和侨眷的出国审批，政策的松动对传统侨乡影响甚大，虽然手续复杂条件严格，一些归侨侨眷也得以申请出国。“文革”结束后，1978年9月1日，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关于放宽和改进出国归侨侨眷出境审批意见”，意见颁布后，福建省大大加快了审批的速度，广东、浙江也迅速跟上。1979年2月，又进一步简化了出国审批的程序，为归侨侨眷出国出境提供了方便。根据港英政府的年报，1971年获准移居香港的中国大陆人为2530人，1972年猛增至20355人，1978年又出现新高，达7万人以上。(3)所以，一般而言，中国大陆大的移民浪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就传统侨乡而言，移民潮从7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在70年代末已达到一个小的高峰。基于这样的原因，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的出国出境政策在1978年前后并无实质性变化，因此，他们比较倾向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划线。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限只对传统侨乡有意义，在当时，只有拥有出国网络的侨乡的归侨侨眷们能够利用这一政策出国，而这一人群的数量相对于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大规模移民来说，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②地域范围。有人主张“新移民”不仅包括大陆，还应包括港澳台的移民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再移民；③身份构成。有人主张“新移民”不应包括以留学名义出国、学成后留居当地的原留学人员，特别是公派留学人员，因为他们是以求学为目的而不是以移民为目的而出国，尤其是公派留学人员承担着报效祖国的责任和义务，承认其移民身份不利于鼓励他们学成回国服务；④还有人对“新移民”这一称呼提出异议。提出为避免“敏感”和引起新移民与老华侨的矛盾，应称呼为“新华侨”，等等。文中指出：虽然有种种争议，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用“新移民”这一概念指代“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还是较为科学的。因为：①从时间上讲，改革开放是大陆公民移民活动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949—1978年，因私出国者只有21万人，1978年以来，因私出国人数已达400万人，其中属永久性迁移的已有200万人以上，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显然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因此，以“改革开放”划定时间界限是合理的。②从地域上来看，不主张包括港台移民，因为港台地区的移民与大陆移民虽然同属中国移民的范畴，具有文化和种族上的共性，但前者移民的背景、动机和类型都不同于后者，也就是说前者具有不同于后者的特点，因此不主张将其纳入“新移民”的范畴。至于东南亚等地的再移民更不宜包括在中国新移民的范畴之中，因为他们是属于第三国的移民活动。③身份构成，对原留学人员是否应纳入新移民或新华侨的范畴，有关部门一度有争议。实际上，将留学作为移民手段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而非中国所独有；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不少以留学始、以居留终的留学人员已取得所在国居留权，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据我国国籍法规定，他们具有华侨华人身份，因此，学成后留居当地的留学人员应视为新移民。④对于是采用“新华侨华人”还是“新移民”这一称谓，多数人主张采用“新移民”而不是“新华侨华人”的称谓，理由是“移民”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个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其含义十分广泛，是国际通用的概念。因此，用“移民”的称谓更科学、贴切。
几乎每一篇有关新移民的文章都会谈到新移民产生的背景，结论也大同小异。大多数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援引了英国人口学家E.G. Ravenstein首创的“迁移法则“，即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国推力（或曰排斥力）与移入国拉力（或曰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的因素是造成迁移的主要原因，简单的讲：移出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生存和就业上的压力形成推力，移入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形成拉力。承认“推力”、“拉力”是造成移民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因此，大家都认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大背景，没有中国政策上的根本性变化，即使有再大的推力和拉力，恐怕也难以发挥作用。
国内因素：改革开放这一大背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移民”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对公民出国限制较严，再加上二战后形成了冷战对峙的两极格局，中国与包括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断绝了，这就使中国公民的出境实际上处于中断状态。从1949年至1978年间批准的因私出国者仅21万人，且多为归侨侨眷出国探亲。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情况大为改观。改革开放对新移民的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方面，二是观念方面。一方面，国家的出入境政策放宽，特别是198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的颁布及随后有关细则的制订，进一步简化了出国手续，极大地便利了中国公民的移居活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海外关系”不再被视为“反革命关系”或“洪水猛兽”，有“海外关系”的归侨侨眷成为与海外联系最积极活跃的一部分，封闭已久，国门洞开，人们迫切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走向世界，于是纷纷寻找机会出国。在这种现实可能和主观要求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出国热”，从而形成了目前颇具规模和影响的“新移民”群体。
国际因素：一些国际性的背景及因素也对新移民的产生起着较大的作用。⒈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对于吸引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政策包括：①放宽了接纳移民的政策，特别是废除了对华人的歧视性法令，放宽了中国公民的入境限制；②出于招揽优秀人才等需要，特别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对高技术人才的居留提供优厚条件；③对非法移民态度宽容，不时有非法移民“合法化”之举措。比如，美国在1965年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取消了对中国移民的歧视性政策，给予中国2万人的移民配额，另外给香港600人的配额，但当时由于中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这些配额都被台湾人和自称来自大陆的香港人所用。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部《移民法》才对大陆人有了意义，建交后，美国又单独给了中国大陆2万人的配额，至此，中国一共拥有了40600个移民配额，这还不包括美国公民在中国的父母及子女、所谓“难民”，这些额外名额的数量也相当可观，达到正式名额的10－20％。除此之外，美国政府每隔数年就会以各种理由对非法入境和滞留的移民给予特赦，使其拥有合法居留的身份。政府政策的宽松和社会的宽容给了非法移民在美国生存的空间。(4)而欧洲国家在非法移民居留问题上表现的宽容态度也非常明显。厦门大学人口学研究所的李明欢教授长期在欧洲作田野调查，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华侨华人在欧洲的生存状况，产生了有大量生动而深刻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引人注目，其中欧洲的移民政策也是其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李教授看来，西方国家对待非法移民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或曰暧昧）态度也是吸引非法移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为了杜绝非法移民，欧洲政府强调，一旦发现非法劳工，本人必须被遣返，雇主必将被重罚；但另一方面，有关国家又一次次地对非法移民实施“大赦”，使之居留打工合法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多次实施“大赦”，已使上百万的非法移民获得了合法身份。这种政策给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移民的人造成了合理的心理期待，这种政策所发挥的“社会暗示”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每次大赦过后，都会随之而来更大规模的偷渡浪潮。欧洲政府的这种政策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新移民在欧洲的大量出现也发挥了重要影响。(5)
⒉ 如“推—拉”理论而言，经济因素还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引发国际移民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直是移民活动发生的原动力。二战后国际移民活动的主流就是从经济欠发达国家移民到经济发达国家。谋求经济地位的改善，追求更好的生活一直是移民最主要的动因，这也成为大陆新移民的主要移民动机。
有关新移民产生的背景及原因问题，北京大学的丘立本教授的研究也引人注目。丘教授一贯主张将中国问题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移民问题也是如此。在有关新移民的研究中，丘教授就提到：世界移民的历史表明，人口稠密的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新兴城市往往无法容纳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结果必然造成人口外流的移民浪潮。丘教授还引用西方学者的有关移民高峰出现的量化研究来说明中国的问题。依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移民峰的起落是可以计量的。二战之后的移民峰起点约在人均收入1500美元，终点约在8000美元。人均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国家，国民太穷，无法支付出国费用，所以自由移民少；人均收入高于8000美元的国家，国民生活富足，没有想外迁移的愿望；而收入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等收入的国家，国民能够支付出国费用，为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有可能选择移民。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1000多美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还相当大，正好处于这个“移民段”上。再加上中国人口数量大，目前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无法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出现了城乡劳动力都大量过剩的情况，国内就业压力大，这诸多因素必然造成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口大量外迁的现象不可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经济的因素、政策的影响之外，新移民的出现与移民网络的存在以及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点在传统侨乡表现尤为明显。华侨大学人文学院许金顶教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施雪琴副教授关于福建老侨乡福清的新移民研究中，高晓洁、吴玉鑫在浙江老侨乡青田的新移民研究中，都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都指出：传统侨乡出现新的移民浪潮，除了上述的原因外，与传统侨乡的外向型文化、敢于冒险不怕失败、甚至攀比心理等都有一定关系。(6)
新移民的人数也是争论的热点问题，但到底有多少，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各种说法之间分歧也比较大。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新移民中包含有大量通过非正常渠道出国的人，由于这部分人数无法统计，也造成新移民总体人数统计上的困难，实际上，要拿出一个准确的数据是不可能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有关部门曾经公布过一些数据，虽然各个部门提供的数据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些数据还是可以为我们估计新移民的人数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改革开放至1996年，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至少有60万人，其中1979—1996年由公安机关直接批准出国定居的有36万人，出国留学、探亲、就业等临时出国人员在当地取得合法居留权的有20万人，通过其它途径在居住国取得合法居留权的也有几万人。据全国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1996年的调查报告，改革开放以来有百余万人移居国外。据外交部领事司的估计，至1996年，在世界各国已取得居留权的大陆新移民约100万人以上。(7)国务院侨办的说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有200万中国公民移居海外。可见，官方的说法并不一致。学者们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到2000年左右，有的认为有七、八十万，有的学者认为有150万，有的认为有200万等。
国际移民组织2000年11月发表的《2000年世界移民报告》称，近年来，全球国际移民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中国每年约有40万人移居国外，其中正常渠道移民20万—30万，非正常渠道移民（无证移民）10万—20万。从地域来看，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合法定居的约10万，在其他国家合法定居的移民以及散布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非正常渠道移民共30万。国际移民组织《2003年全球移民报告》认为，全球人口的流动性已愈来愈大。1999年至2003年约增加230万人，近五年的人数就超过过去20年的人数。7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合计约420万。(8)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郭玉聪教授2004年根据国内报刊资料，对新移民的移出、移入国及人数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如下：
新移民的主要移出地及人数是：福建省90余万，浙江省90余万，广东省60余万，上海市20余万，北京市约20万。与老华侨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不同，新移民出自全国各地，从黑龙江到云南，从山东到新疆，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国际移民。
新移民的主要移入国及人数是：美国约130万，俄罗斯约50万，日本40余万，加拿大40万，法国约30万，澳大利亚16.5万，英国、德国、巴西、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南非、新西兰均有10万人左右，北欧的丹麦、瑞士、芬兰、挪威以及东南亚各国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新移民。(9)
福建被认为是新移民最多的省份，关于福建省的新移民，2002年3月到2004年5月，福建省侨办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联合调查中，估计福建新移民人数达90－100万，约占中国大陆新移民人数的35％以上，而福建的新移民主要来自福州地区，数量高达75－80万人，其中，约60万流向美国。(10)
新移民的类型、来源及流向也是研究的重点。黄润龙等在《近十年我国大陆海外新移民》中、张秀明研究员在《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中、郭玉聪教授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新移民》中、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赵红英研究员在《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中都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总的来看，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主要是包括家庭团聚、留学、技术和投资、劳工及非法移民等几类。具体来说：
1、家庭团聚移民。从国际移民来看，家庭团聚类移民是永久性人口迁移的主流，中国的新移民有一大部分也属于此类型移民。中国人的家庭团聚类移民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小家庭的团聚类移民。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以男性为主，当男性在当地取得合法居住权和稳定收入后，就会将配偶接出定居，实现小家庭的团聚；二是大家庭的团聚类移民。当移民夫妇在当地生活稳定或有了子女之后，往往会考虑将父母接出去，一家团员，并帮忙料理家务和照顾子女，从而实现大家庭的团聚。(11)从来源看，家庭团聚类型移民主要来自于传统的重点侨乡，如福建、广东、浙江等，由于传统侨乡有众多的海外移民网络，新移民多以家属移民为主。据广东省有关部门1997年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6年底，广东省新移民人数为37.8万人（不含去港澳地区），以家庭、亲属移民为主体，约占总人数的85％。而江门市的18万新移民中，家庭团聚移民的比例更高达91％。浙江省的20万新移民中，94％为家庭团聚类移民。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1997－1998年对福建省重点侨乡晋江的入户调查也表明，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晋江人是通过投亲靠友、继承财产、涉外婚姻等方式出国的。(12)在其它非重点侨乡，亲属移民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据陕西省有关部门的调查，1978—1998年，陕西省出国人员约8万人，已在国外定居的约1.3万人，其中，探亲、涉外婚姻及其它等占33.2％。(13)而家庭团聚类型的移民主要流向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北美的美国，还有西欧国家，以及传统联系较强的东南亚各国。
2、留学移民。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出发，开始大规模地留学海外。新中国成立后，留学生主要派往前苏联东欧国家，其中苏联占了绝大部分，人数不多，从1950－1965年，平均每年派出559人，但回国率还是很高的，同期每年平均回国513人（约92％）。“文革”开始后中断，1972年恢复，1972－1978年平均每年派出297人，回国138人（约47％）。1978年，邓小平做出增加外派留学生数量的决策。外派留学生工作恢复并重新起步。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的程希研究员近年来关注海外留学人员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她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生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我国外派留学工作恢复和重新起步阶段。以高校和科研单位公派留学为主，派出的大都是年龄较大、思想可靠的业务骨干，这部分人都学成归国，基本不存在滞留不归的情况；②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放开自费留学，引发“出国热”，特别是“留美热”升温，这一阶段留学生年龄开始偏小；③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出国热”继续升温，“留美热”之外，又相继兴起“留澳热”、“留日热”，留学人员也开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些人借自费留学之名以达到出国打工或定居国外之目的，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人员滞留不归情况；④1992年至今。中央颁布实施“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留学政策更趋宽松合理，留学也进入稳步增长和发展阶段。(14)
中国教育部2003年正式公布的留学生总数是58万，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从1978年至1998年，中国已有留学生71.2万。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中国仅统计以读本科和研究生为目的的留学生人数，不统计读语言学校的留学生人数，也不统计以陪读等身份出国而又入学的留学生人数。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至2003年，只有16万留学生回国。由于只有1998年以前入学的留学生才存在回归的问题，所以按至1998年留学生71.2万人的基数计算，回归率仅为23％，其余55万留学生已经转化为国际移民。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多数是研究生，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显示：90％以上的留美学生已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15)
与家庭团聚类移民主要来源于传统侨乡不同，留学移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高校、科研院所众多的省会城市和中等城市，一些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问题。如广东省留学（包括公费、自费）移民只占10％；浙江省新移民中，求知型移民只有6％；在福建，据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调查，截止2003年底，福建派出的各类留学生共4万多人，与福建省近百万的新移民相比，这一比重确实很小。而据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统计，1978—1998年，上海市对外移民总计约13万人，而这些新移民中知识型移民占60％以上；陕西省虽然地处内陆，历史上向外移民不多，但由于省府所在地西安是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集中了一批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新移民以留学人员为主，占总数的60%左右。(16)
就留学移民的流向地而言，中国大陆留学生虽然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主要仍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等国家，尤其是美国，据统计，到2001年左右，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共计18万人，占留学生总数的56％，其中，4－5万人学成归国，4万人在学，10万人学成滞留美国，因此，美国也是中国留学生滞留和定居率最高的国家。其次，则为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法国等。(17)一般而言，留学移民由于有良好的教育水平，往往比那些因家庭团聚等身份出国的低层次教育水平的移民处境要好，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及发展前景等方面都要好很多。
在对新移民的研究中，赵红英研究员着重于北美和欧洲新移民的比较研究，在她看来，两地的新移民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北美，留学移民占新移民的比例高一些，而在欧洲，家庭团聚类型移民比例要高，留学移民比例较低，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在欧洲留学生从“学生居留”转为“工作居留”相对困难，特别是找到合适的稳定工作很不容易，因此，有移民愿望的留学生在选择留学的国家时，会有意避免欧洲而选择美国；而那些选择在欧洲留学的人在毕业后也大都离开了欧洲，要么回国，要么赴第三国如美国、加拿大等国谋求发展，这也是赴欧洲留学生回国比例较高的原因之一。(18)
3、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西方国家都欢迎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一般都制定有相应的政策，积极吸收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与此相对应，中国的新移民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虽然比例不是很高，但呈增长趋势。技术与投资移民的主要流向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加拿大。由于加拿大实行技术、独立移民政策，所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人移民加拿大持续增长。1999年，大陆移民加拿大者达2.7万人，超过香港移民居加拿大移民之首，其中有2万人属独立和自雇类移民。目前，大陆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技术移民来源国。新移民中的投资移民主要是一些个体户和工商业者，其目的是为了向外发展，或取得外商身份后再回国经营。
总体来看，投资移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不如技术移民，但他们的创业意识却居各类移民之首。最有代表性的投资移民是温州移民。他们往往只有几千美元，就敢于贷款投资数十万美元乃至数百万美元开旅馆、办超市、购置房地产等。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温州人的互助网络，以“干会”（没有利息的“标会”）的方式获得。在美国和西欧，现在已有70多万温州新移民，他们是大规模的投资移民群体。(19)
4、劳工移民。劳工迁移不以改变国籍为目的，而是以增加经济收入的为目的，因此不属永久性移民的范畴，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因此成为永久性移民。我国的劳务输出主要包括熟练技术工人或工程技术人员的输出，以及国内企业设立对外办事机构的外派人员。我国的劳务输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始进入伊拉克、香港、澳门的劳务市场，80年代，数量有所增加，主要还是流向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加强了，能拿到的外包工程合同和劳务合作合同多了，因此，对外劳务输出的数量会进一步增加，但与其他途径比较而言，外派劳工数量很少，所以，通过劳工方式最终实现移民的也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5、非正常渠道移民。这类移民过去称为非法移民，西方称无证移民，最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称此类移民非正常渠道移民。这类移民的迁移方式主要有三种：①边境偷渡；②以旅游、商务考察等合法手续出境，取道第二国偷渡进入第三国；③合法前往移入国短期居留，如留学、探亲、旅游、商务与文化活动等，但长期非法滞留。
非法移民在新移民中占有较大比重，又由于其身份特殊而敏感，而倍加引人关注，这个问题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相关的文章非常多。中国出现非法移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原因。直接原因是国外准入名额少，供求矛盾大，合法取得签证困难，不少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移民，只好铤而走险，踏上非法移民之路。北美和西欧等国实行的非法移民合法化政策和所谓的“政治庇护”政策，“为非法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可理解的期待”。同时，移民网络及国际偷渡集团的存在又使非法移民的目的得以实现。总之，非法移民是涉及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复杂的跨国行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方的合作。产生非法移民的原因并不会在可见的将来消失，非法移民的存在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国际社会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艰巨而长久，可以说，新移民的流向与国际移民的潮流是一致的。
非正常渠道移民在新移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估计目前数量约有100万人，仅来自福建省的就有70万，主要来自福清、长乐、连江等市县。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或即将获得移入国的合法身份，大多数是农民出身，比较勤劳，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
从流向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是非正常渠道移民的最大目的地。90年代中期后，非正常渠道移民的目的地表现出以欧洲和大洋洲等新增长点地区为主导的全球化态势。就目前形势来看，沿海和边境省份仍然是非正常渠道移民的主要流出地，其中，福建沿海地区和东北边境地区是非正常渠道移民的高发区。老侨乡周边的贫困地区往往是重点，在目前社会变型的过程中，这些地方由于自身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与紧邻的老侨乡的发展差距会进一步加大，由此引起的心理上的落差感和不平衡感也会加重，而这些地区又不具备老侨乡所拥有的成熟的移民网络（也有人称之为“移民链”），因而，只能选择以非正常的渠道出国。从非正常渠道移民的流向来看，某一区域的移民流向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大致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目的地。如福建人一般移民到美国，浙江人到欧洲，江苏和上海人到日本，山东和辽宁人到韩国，内蒙古和东北人到俄罗斯，新疆人到中亚国家等。非正常渠道移民的大量涌入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引起西方国家的不安，据传国际上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美国怕连江，英国怕长乐，日本怕福清，台湾怕平潭，世界怕福建。
新移民职业发生重大变化，突破了老华侨以“三把刀”为主的传统行业的取向，开始涉足居住国的各行各业，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北美与欧洲两地的新移民职业又有各自特征。在北美，以留学生和技术移民为是新移民的主体，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知识层次高、适应能力强的特点，多从事科技、经济、金融、文化等相关行业。但在美国，特别是东部地区，也存在一个庞大的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群体，这些人大部分来自福建农村，文化素质低，又没有合法的身份，只能从事一般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危险高、劳动强度大、环境差、工资低的工作。还有一部分仍然在华人居住区从事传统的中餐业、中小商业等。
在欧洲，传统的中餐业仍然是华侨华人经济的支柱产业，这在英国、荷兰、德国、法国表现尤为突出。在英国、德国，80％的华人靠经营餐饮业为生，在法国中餐馆达7000多家，荷兰达3000多家，在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中餐馆的数量在近20年以来，也因为中国新移民的到来而大大增加。西班牙从70年代的几家发展到现在的3000多家，葡萄牙则从80年代初的20多家发展到现在的600多家，奥地利也拥有800多家。与西欧和北欧不同的是在南部欧洲地区，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不少新移民除中餐馆外，还经营皮革业和服装业。此外还有一部分新移民靠大陆经济的发展给他们提供的有利机遇，利用中国商品价格的优势，经营商品的批发、零售与进口贸易、超级市场、房地产及金融业。(20)中国新移民能大量进入欧洲从事一些皮革（包括制鞋业）、服装及相关商品的贸易，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也有很大关系，全球化推动了劳动力、资金、商品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和优化配置，同时，全球化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不仅对对发达国家有利，同样也给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定好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较低，得以在一些科技要求不高、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占据优势。大量的中国新移民能进入欧洲从事皮革（及制鞋）、服装的制造和贸易，也是得益于此。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以赵红英在《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21)中、章志诚在《关于欧洲新移民问题的探讨》(22)中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在他们看来，新移民的文化水平和生活境遇虽然有较大差异，但作为一个群体，具有不少共同点：①文化层次较高。除高学历的原留学人员外，新移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均高于老一代华侨；②年轻人占有相当比例，他们多数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这些人思想开放，视野开阔，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较强，富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能迅速在当地立足发展；③绝大多数人对祖（籍）国怀有深厚感情，与祖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更加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热心于维护祖（籍）国的尊严和利益。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密切，在促进中外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④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同时积极加强自身的凝聚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众多新移民社团的成立就是这种意识的一个反映。
作为华侨华人社会的一支新兴力量，新移民的作用正日见凸现。他们在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国在世界的良好形象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也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桥梁。他们对传统的华侨华人社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华侨华人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与香港、台湾等地的新移民一起构成海外华人群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促进了华侨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及全面发展。
说明：本文依据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整理而成，所涉及观点及数据都来自相关学者的研究，有关问题可详细参阅原文。